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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评论】2019年是中国经济走向高质发展的关键年

2019-10-07来源:清潭碧云说

2018年,由于世界经济结构裂变、市场情绪巨变、微观基础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的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


日前,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8—2019)(下称报告)指出,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

 

2019中国踏上改革开放新征程


2019年将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分析,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该报告根据上述定性判断,对2019年中国经济作出如下预测。


首先,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报告预计,2018年实际GDP增速为6.6%,较2017年回落0.3个百分点,基本实现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降至3.1%,名义GDP增速为9.8%,较2017年大幅回落1.4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较大。


其次,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但是“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


报告指出,2019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2019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刘元春认为,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

刘元春指出,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要在中期规划和设计新一轮基础性、引领性改革方案的基础上,全面总结3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果断推出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刘元春具体分析道,一是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

 

2019年应该“稳中有进”


该报告指出,在2018年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2019年将进一步全面落实“六稳”工作。


“‘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旨在提振市场信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刘元春称,“六稳”的核心在于“稳预期”,“稳预期”的核心在于“稳信心”。


刘元春指出,“稳信心”不在于某些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稳定,不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市场情绪进行简单的宽松或定向性帮扶,而在于市场主体对于长期战略问题有清晰、明确和科学的解决方案,并在基础性问题上进行了真正改革,为未来提供一个可信的公平竞争环境。


“稳增长”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刘元春建议,2019年的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取6.3%左右的下限区间较为适宜。


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刘元春认为,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另外,“稳金融”应当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不宜过度定义。刘元春分析,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


“货币政策应当根据外部和内部环境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也要发生变化。”刘元春建议,2019年M2增速应当恢复到当年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9.5%。


刘元春强调,还要持续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相关风险,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


“此外,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新创业活动,同时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的教训,正视大规模创新创业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本。”刘元春说。


刘元春表示,应充分重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不同政策目标上的功能差异,同时充分考虑大改革与大调整时期各类政策传递机制的变异,防止宏观政策错配与宏观政策合成谬误的泛滥。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表示,“稳中求进”是中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关键是解决好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


“稳”,即需求要稳,避免大起大落。在刘伟看来,之所以提出“供给侧改革”就是因为需求疲软,所以企业要提高竞争力,适应需求疲软的市场竞争。


刘伟认为,“稳”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但真正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还是要重“进”,即解决结构性的矛盾问题。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注意劣质的供给还不如无效的供给。有效的好的供给会刺激需求,好的需求也会带动好的供给,进而好的供给再刺激新的需求。”刘伟强调,不能盲目刺激劣质需求,带动劣质供给,短期繁荣可能意味着长期泡沫,不可持续。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使得政策选择极其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认为:“短期与长期,国内结构性矛盾和外部的冲击相互交织在一起。两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时,使得国家难以做出比较清晰的判断和决策。”


高培勇认为,当前经济政策必须兼顾两方面。一方面要关注结构问题,因为这是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要兼顾短期需求所受到的外部冲击,特别是外部需求受到的冲击。


“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高培勇以中央提出的扩大基建抵御外部冲击带来的外部需求下降为例称,扩大需求的投资不是照搬1998年和2008年那样的做法,而是“要和补短板相结合”,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一是受制于人的产业和产品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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